此时，在另一间屋子里，杨朔铭不动声色的看了一眼墙上的监视器屏幕，又看了看腕上的手表。

  不一会儿，杨兆国走了进来。

  “你确定，那些药物会对他们起作用？”杨朔铭看着小儿子一副淡然的样子，问道。

  “明天一早，等他们醒过来，还需要再对他们做点什么，才能让他们忘记这里的一切。”杨兆国答道。

  “你打算用什么把他们送走？”杨朔铭看着屏幕当中的三个人，问道。

  “飞机。”杨兆国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桌子上摆的一架机头朝天垂直竖在那里的怪飞机，轻声说道，“等他们再次醒来，会发现自己在尼泊尔。”

  杨朔铭的目光随着儿子落在了那架银光闪闪的小飞机模型上，他走到桌前，拿起了那架小飞机，拨弄了一下机头的两个螺旋桨和宽大尾翼上的几个小轮子，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之色。

  他手中的这架小飞机，竟然是一架可以垂直起降的飞机。

  看到这架小飞机，杨朔铭的眼前突然又闪现出了那个腰挎双枪英姿飒飒的俏丽身影。

  “母亲还好吗？”杨兆国忽然问道。

  “她很好，她很想念你，一直想要来这里看看你。”杨朔铭点了点头，目光仍然停留在小飞机上，“我怕她的寒症发作，就没让她来。”

  “母亲喜欢飞机，这种飞机就要装备部队了，但我不希望她开这种飞机。”杨兆国说道，“起飞的时候还行，降落的时候太危险了。”

  “我会告诉她的，只是她未必肯听我的。”杨朔铭看着儿子，似乎是用劝说的口气说道，“还是你去和她说吧。”

  杨兆国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你不能总呆在自己的世界里。”杨朔铭说道，“你不能把自己封闭在这里，你得保持和外界的接触才行……”

  “您所说的外界，难道不是您自己的世界吗？”杨兆国笑了笑，反问道，“从我的世界，到您的世界，有什么区别吗？”

  杨朔铭叹了口气，有些郁闷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还是说点能让您高兴的事情吧。”杨兆国给父亲倒了一杯奶茶，“我前一阵子去过四川的一个城市，”他指了指杨朔铭手中的垂直起降飞机模型，“我们几个是开着这种飞机去的……”

  听了儿子的讲述，杨朔铭吓了一跳，手里的小飞机不由自主的掉落了下来，杨兆国一只手托着咖啡杯，蹲下身子，一只手闪电般的伸出，接住了小飞机。

  “你讲的这是让我高兴的事吗？”杨朔铭接过儿子手中的咖啡杯，苦笑了一声，问道。

  “您听我把话说完，我在那里碰到有人在当街喊冤，就打听了一下，”杨兆国说道，“这个人的女儿生得很美，一位‘官二代’追求她不成，用火点着了她的衣服，把她烧成了重伤，还毁了容，而那个‘官二代’因为家里的关系，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我们几个知道了很生气，有人想要私下去做了那个‘官二代’，替那个毁容女孩出气，但被我阻止了。”

  “噢？这可不太象你啊。”杨朔铭看着儿子，揶揄了他一句。

  “我和大家说，我们先记下这件事，如果真的没有人秉公执法的话，我们再出手也不迟。后来，听说高级法院重新审理了这个案子，将那个‘官二代’判处了死刑，并且在一个月后执刑了。”

  “是这样啊。你确定死的是行凶者本人吗？不是有人冒名。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他形成了他的道德观。24岁时，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他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这样写道：

  “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吾人欲自尽其姓，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

  “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

  “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他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

  “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他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他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

  “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他的观点中，“良心”只是为他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他不以为然，认为：“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他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他姓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即使是现在，他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24岁的他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1918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有人评价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他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他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他要找份象样的工作都很困难。1918年6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象他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那时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正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他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他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他也曾想去俄国，但他怎么也发不好俄文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话他，他就生气了。结果，他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