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我呢，证明你够朋友，不然我也不多嘴了，你想想谁接了施厅长的班呢？对吧？是施厅长提上来的，当年肯定是跟得紧的，可一接手他就把原来的政策给废了，上台一年厅里发了二十多个新文件，人也换了一批，施厅长鼻子都气歪了，还不知道吐了血没有，身体怎么能不垮呢？我原来给施厅长开车，现在都不太敢跟他说话，你说我不念旧情是个小人？一跟他说话他就说现在的领导怎么样怎么样，我敢听？我捂着耳朵就跳出八丈远。我是个小人物，我跳出来主持正义？”我说：“没想到卫生厅这么复杂，踩了地雷都不知道。人吧，心里愿意这么着那么着，可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不允许你这么着那么着，还不把自己的心扭成一个麻花结？”他说：“在这阳世上做个人吧，该扭着那还是得扭着，不然想喝凉水都没人帮你舀啊。”我笑了说：“老子渴也算了，总强似每天察颜观色看天气，那是人不呢？”他咧着嘴也笑了。

  大徐的话刺激了我的骄傲。从医院出来我想着：“老子是一个人，不是附在谁身上的一只宠物，我该跟谁说话还要请示谁？说些什么还要转了几个弯去揣测别人会怎么想，那我又成了什么东西？人吧，他不能有傲气，可不能没有骨气！”这样想着我好像要跟谁挑战似的，又像要跟谁赌那一口气。

  以后我碰见施厅长，该说话仍然说话。说不说这个话对我并不重要，可我如果回避，那就是把头低下来了，这才是重要的。开始几次我还东张西望看有人看见没有，看见了我还有点勇士的气概，可后来觉得并没有那么危险，可能是大徐想得太多了，又感到自己把这点事也看作挑战，看作维护人格，实在是虚张声势。这天下了班我想上街去，施厅长在大院门口，见了我举着手连声喊：“小池，小池！”我正有事，打个招呼就想过去，他手伸在空中，见我没停下来的意思，手慢慢放下来，停在齐肩的地方。我连忙过去说：“您叫我呢！”他向我诉说最近很难入睡，问我有什么药性平和一点的中成药。我说：“吃杞菊地黄丸就不错。”他说：“试过，效果不明显。”我说：“您呢，把心放宽，有些事不想那么多。”他说：“人也怪，昨天的事记不得，多年前的事倒清清楚楚，一幕幕放电影一样，有时候一放就是一个通晚。”我说：“您天天晚上给自己放电影，怎么能不失眠？”正说着大徐开着那辆丰田出了大院。施厅长一直盯着车出了大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不去想那些事，可人总是人吧，心总是心吧！”我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他说：“一天到晚心里空荡荡，干什么事都不算个事。”我看着他的白发，心里想着：“老了，又退了，对历史舞台还那么执着。”我说：“我给您开几副药吧，钓鱼，下棋，打门球，包你睡得好。”他说：“这些事做一两次还可以，多了就太没意思了。有些东西你们这个年龄体会不到啊。”看着这个可怜的人，我知道任何语言都没有办法改变他对事情的体验方式。他失去的其实只是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虚拟的尊严，他至今还看不透这个事实，沉溺于往昔不可自拔。这个可怜的人。

  我从街上回来，准备到食堂去吃饭，大徐开车回来了，在我跟前停下说：“大为，今天我请你去吃锅面。”我上了他的车，开车到锅面店坐下，他说：“刚才马厅长看见你了。”我说：“马厅长天天看见我。”他说：“我上次在医院提醒过你的。”我说：“不见得有那么危险吧，马厅长毕竟是马厅长。”他说：“谁都是个人吧，是人就有顺眼的事也有不顺眼的事。”我说：“那我也是个人吧，我也有顺心不顺心的事。不顺自己的心去顺别人的眼，那我成了个什么？”他说：“有些人看你顺眼不顺眼吧，无所谓。可另外一些人呢？那就非同小可！平时看不出，关键时刻他心里转一下弯，就是你我一生的命运。”我说：“这么严重？”他说：“说起来你还是个研究生，你比我更懂中国的事情。”我说：“我懂是懂，可人人都那么懂，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中国人太聪明了，可这种聪明上层楼登高一看就是蠢呢。”他笑了说：“原来大为你想着世界的希望在你身上。”这时锅面端了上来，一大海碗，每人一只小碗，夹着吃。我说：“马厅长他真的不高兴了？”他说：“谁知道？不过要我是马厅长，你就玩完了。我这么想是不是太小人了点？我只知道人就是人。”我说：“如果真那么着吧，有些人他人还是人，有些人他人都不是人了，是──”我差点说出“奴才”两个字，“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说：“大为该讲的我都讲了，你还说施厅长守着一个念头比顽石还顽石，你也差不到哪里去，一个人看别人总是看得清楚的。”我说：“那我以后想着点吧。”又说：“撑破天也就是不要那粒芝麻。”出来上了车时他说：“大为我今天跟你讲了什么没有？如果讲了点什么那也是哥们来真了，你可别拿出去说，我有老婆孩子可陪你不起。”我说：“你提醒我就是小看了我，我的嘴就那么碎？”他说：“那好，那好，是哥们弟们。不过我也没说什么。我说了什么？什么也没说。”

  一千多块钱可以救一条命，可没这一千多块钱就要死一个人，这个事实给了我很强的刺激。我学医八年，毕业后虽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但珍视生命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我观察周围，察觉到很多人在一种优闲中失去了体验他人痛苦的能力，他们对别人的痛苦能够保持那样平静的心态。就说那天吧，来来往往那么多人，对跪在跟前求怜的人都视而不见。我离开那极度贫苦的山村已近十年，却还没有丧失这种能力，我感到庆幸。可我常常感觉到这种同情心实在太苍白了，除了同情我实在也不能做点什么。那天在华源，我在街上碰见一个卖桔子的老人，一毛钱一斤，我说：“八分。”他马上就同意了。选桔子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家离县城有三十多里地。我问他是不是搭车来的，他说：“几分钱一斤的东西还搭车？肩膀车！”他拍一拍肩膀。桔子要种，要收，要担到城里来卖，有幸卖完了还要走回去，前前后后就是几块钱。那天我买了十斤桔子，给了他一块钱，他连声说谢谢。我所能做的就是买几斤桔子。有好多次我在菜市场看那些剖鳝鱼的人，手上划破了好几处，用胶布缠起来双手仍整天浸在血水里工作，我在心里叹息，许许多多的人在生存的重压下就是这样活着。可我所能做的也就是一声叹息。在经过了赤脚医生的事情之后，我不得不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钱这个东西。有了这种想法，我觉得厅里用钱浪费实在太大了，这对那些苦人儿实在太不公平。有些人赚钱是何等艰难，而另一些人花钱又是何等轻快。这以后到宾馆里去起草文件，我就推给丁小槐去。我心里明白那些钱还是用掉了，我的自我安慰并没有真正的意义。

  这天我去车队找大徐，看见他正在擦一辆新车。我说：“这也是我们厅里的车？”他说：“我现在开本田了，那感觉硬是不同。”他告诉我厅里又买了两台进口车。我问本田多少钱一台，他说：“三十多万。”我吓一跳说：“怎么这么贵？”他说：“这就叫贵？隔壁化工厅，凌志都买回来了。三十多万还不包括各种费用呢，手续费，养路费，牌照费，汽油费，保养费，跟着还有维修费，折旧费，一大围。”我说：“还要一个司机。”他说：“那还能算？把细帐算下来要吓得人翻几个跟头。”我说：“厅里其实有一两台车就够了”他说：“小池讲起来你在厅里也有这么久了，怎么讲起话来像美国华侨，一点都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么多领导，哪个领导没有一部随时能调动的车，他浑身都不自在。张三有了能没有李四的？那就要起风波了。说到底不是有没有车坐的问题，而是在厅里有没有份量的问题，那是小事？”我说：“几个人共一台车也就够了。”他说：“那要等你当了厅长那天。真的到了那天，我们当司机的就要失业了。”

  我摸着本田车说：“漂亮也真的是漂亮，坐在里面那感觉也真的是感觉，只是把细帐一算那帐也真的是一笔算不得的帐。”大徐说：“公家的钱，你算什么细帐。”他说着坐下来抽烟，把细帐算给我听，一辆车三十一万，用十年，每年折旧费三万一。三十一万的利息，每年二万二，养路费，每年六千，汽油，三千五，保养维修就算不清了。我说：“大致估一下每年就是六万多了，还没算这个司机呢？”他说：“你老是记得我，那再加三千。”我说“你不退休不住房子不生病？”他说：“公家的东西，能算这么细？这东西本来就是个耗钱的主。”我说：“这么个东西，花费摊到每一天，差不多两百块钱，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高。你看那个赤脚医生，门口跪了那么久，才接了十多块钱去了。”他说：“人跟人能比吗？比不赢的那只有去一头碰死，谁叫他不当厅长？厅里是个好码头，人就是要停靠个好码头，还不说赤脚医生，我要是到人汽公司去开车，累了几倍钱还要掉下来一大截！码头不同！厕所里的老鼠吃屎，见了人到处窜，仓库里的老鼠吃谷，见了人大摇大摆，码头不同！”我说：“有些帐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他说：“你当了厅长你就不这样想了，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化工厅杨厅长坐凌志呢，到省里开会，两部车停在一起，别说厅长，我心里都不舒服。你没看见郑司机开了那部凌志的派头，抽烟都是这样点火的！”他说着叼着烟仰了头，掏出打火机做点火的模样，“那我就只能看着他甩派头！幸亏还买了这辆车，给我挽回一点面子。”

  那些天我心里总想着这件事放不下来。的确没用我的钱，钱省下来了我也不会多得一分，可钱可以用来救一些人的命，这是个铁板上钉钉的事实。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发现，别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我不能沉默，我要把这个发现说出来，让大家都想一想，甚至有一种震动。厅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当有一种声音向他们的良知呼唤，他们也不至于隔岸观火吧。这样想着我有了几分兴奋，甚至是激动，觉得自己找到了履行良心责任的方式。可真正要找到一个机会把这种想法说出来，我心里又发虚，感到对面有一种自己看不透也无法把握的神秘力量，令人莫名其妙地恐惧。当我想对这种神秘力量作一番描述，使它清晰起来，却又觉得非常困难。我心中被钝锯子锯着似的，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吧，看清了事情的真相，都只能装瞎子装聋子。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尽那一份天然的责任，属于角色的责任。良知和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自我命名，这是很久以来在我心中回荡着的一句话，我甚至想到要把它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它使我有了一点血性之勇。可是一旦面对现实，这句话的说服力就不那么充分了。现实毕竟是现实，它早就为人们预设了推卸的理由，只要稍稍退一步，就退到了那些理由的荫庇之下，于是心头就安妥下来。可是我又问自己，原则如果可能因个人的理由而变通，就不是原则。沉默不仅是对良知的压抑，简直就是对自尊心的挑战。我感到了内心的屈辱，自己与“猪人狗人”们实在也没有两样，以动物性的适生方式活着而已。我察觉到深心有一种难以克服的恐惧，它与那种力量一样神秘而难以描述。细想之后这是失去了身份的恐惧，我是知识分子，我不说话那还能指望谁来说话?我沉默着那我又是谁?我在焦虑中犹豫了很久。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了放弃，这使我降低了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原来，我内心的优越感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可一段时间以后，马厅长在全厅职工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又激发了我内心的冲动。在那次会上马厅长批评了审计处的汤处长。审计处一位会计对省人民医院翻修工程的审计提出了不同意见，汤处长就安排她当出纳去了。马厅长在会上说：“卫生厅有没有不能听不同意见的干部？别的地方我管不了，在卫生厅要有一条上下沟通的渠道，形成对话。你坐在位子上，要让人家口报心服，那才是水平。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说话，天就会塌下来，自己也免不了要垮台。”汤处长的职位，果然就免掉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觉得自己是不是把领导的胸怀看得太狭小了？

  于是我想找个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有了那点勇气。失去身份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我，我必须开口说话。没有身份就没有原则，也没有责任，那太可怕了。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没有身体的自由，上班时去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可以。但我还是应该坚守心灵的自由，这比身体的自由还重要。我必须开口说话。在又一次党支的民主生活会上，在别人都发言之后，我觉得那些发言都不痛不痒不过瘾，空空泛泛，连皮毛也没触及到。于是我说：“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马厅长鼓励地望着我点头，见我还犹豫就说：“我还是那句话，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于是我就说了，先说到去宾馆起草文件，再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