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样？过两个月股东大会，我们俩就要上考场了。”他惶恐地说：“现在还在审计呢。今年加强了监管，会计事务所也不敢掺水了，恐怕难保不亏那么一点点。”我说：“公司的事全靠你，我只是挂个董事长的名。”我说着连连叹气，“股东骂我们都骂几年了，有什么办法没有？”他也连连叹声说：“池厅长，你知道的，我们上市也没圈进来一笔钱，赤手空拳拿什么发展？”我阴了脸沉默着，一只手在桌子上一下一下拍着，像陷入了沉思。拍了几十下，程铁军脸上的汗都淌下来了。把气氛渲染够了，我说：“也的确是难啊，股东要骂几句，那也是应该的，他买了我们的股票，还不是想发点小财？公司上不去，他没有脾气？”程铁军说：“今年，今年，今年一定……”我说：“有什么实在的措施没有？”他不做声，我说：“也不怪谁，的确也是难。我们的东西是好东西，可没有上亿元来做广告，别人就是不认你。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见把程铁军的信心打下去了，我就不再说什么。

  在四月初的股东大会上，全省各地来的散户股民有八十多个，还有七八个是从外省赶来的。董事经理们坐在台上就好像坐在审判席上，台下的小股东大喊大叫，会场闹成了一锅粥。上台发言的散户好像是土改中的农民控诉地主，一个个声泪俱下。一个老太太摇摇晃晃走到台上，瘪着嘴把自己持有安泰药业的细帐算了一遍，一边抹着泪，最后举起胳膊喊着：“改组董事会，撤换总经理！”下面的人举起双手跟着喊。程铁军沉着脸坐在那里，大家对他的报告都不满意，觉得没有切实的措施。我看着这群激愤的人，想着你们把股票捏紧，再过两个月你们就要发财了。看着这场面我也感到，安泰药业也实在是难以为继了，在我手中不重组，别人手中也会被重组了去。开完股东大会的当天，我到公共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

  过了两天程铁军打电话给我，说有重要事情汇报，就来了。一见面他说：“有这么一件事，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把李智找他的事说了。我说：“李智是个体老板，还想吞掉我们？不行！那不是蛇吞象吗？”他也说：“不行！”他还想保住总经理这个位子。我站起来，把手背在后面，来回走了几步，坐下，又站起来，来回走几步，反复几次。程铁军双眼追随着我，头来回摆头，哀声叹气。最后我停了下来，说：“还有什么办法让公司起死回生没有？没有办法，股民怒火冲天，我也不想坐这个位子了，你这个总经理也危险。”他说：“那……？”我说：“我们先不作结论，明天把李智请来，我们听他讲讲，听听也掉不了你我三斤肉。”我叫程铁军把李智今天找他的事通知各位董事，请他们明天到公司开碰头会。我说：“你一定要说清楚李智找你是今天，今天，他们得到信息是非常及时的。”

  过了几天李智带着自己的会计师，法律顾问等人来了，几个人讲了三个小时。他要入主安泰药业，这是前提，其它的什么都可以谈，几位董事的位子也可以保住。李智去后我们十几个董事监事激烈争辩，几个人指名道姓指责程铁军经营不力，导致公司落到被吞并的地步。没人敢说我，但我坐在那里也不好受，我是董事长，而程铁军当总经理也是我钦点的。从五点争到八点，打电话叫人送了盒饭来，吃了饭又继续开会。整间房子被烟气笼罩着，人的脸在灯光下都看不真切。到十点钟，墙上的挂钟“咚咚”响了十下，突然，大家都安静了，一齐望着我。我缓缓说：“公司是大家一齐努力搞起来的，争取上市难于上青天，也被我们做到了，到今天要被重组，我心情也很沉重。但谁有办法让公司起死回生没有？没有办法，重组也是一种选择。”我望着那几个反对的人，他们都避开我的目光。我说：“今天谈到这里，大家回去想想，下个星期再谈。”

  我知道股票就要涨了，我的事早已做完，连李智也不知我到底做了什么。李智的事我想也做得差不多了，他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叫董柳打个电话给任志强，叫他明天一早就去股市抢点筹码。董柳把话筒递给我说：“他要找你。”任志强说：“姐夫，是不是李智那里有了什么消息？”我说：“他是你的朋友，你不知道？”他说：“市场这么低迷，我怕又给套住了，我的胆都搞虚了。这只股票最近逆市还涨了两块钱，我是不是又追高了？”我说：“电话是我叫董柳给你打的。”他说一声“好”，就把电话挂了。第二天上午安泰药业还没什么动静，我知道这是风暴到来之前的宁静，大笔的钱都围绕它在运转，我想象到了无穷无尽的百元大钞排着队向前冲去。到了下午，我下班回去打开电视机，知道安泰药业涨停了。董柳兴奋地说：“你的财产今天升值了四五万呢。”我说：“李智升了四五百万都没你兴奋，没见过钱的人就是这样眼皮浅。”安泰药业连涨几天，停住了。我知道它在等我，等进一步的消息，事情进一步，它就会往上窜一截。我又召开了第二次董事会，这一次就没人再反对重组了。我明白他们都上了这条船，没有退路。至此，事情已经无法逆转。

  到五月十日，就是美国的导弹攻击我驻南联盟使馆的第二天，股市突然跳空下挫，安泰药业也大幅掉头往下，形成了一个“导弹缺口”。董柳说：“是不是抛了算了，已经赚了几十万了，保住胜利果实。”我说：“这是李智在洗盘，重组的消息不公开，安泰的行情就不会到头。哪天到头，由我说了算。”几个董事纷纷打电话来问我重组的进展，我知道他们跟着董柳抱着一样的想法，却装作不懂，说：“事情还在进行吧，你们知道多少，我也知道多少。”到了五月下旬，大市扭头向上，安泰药业更是势不可挡，连拉涨停。又过了一个月，股价已经到了四十多块，李智不停地催我公布消息。我知道股份已到最高峰，他要借利好派发了。他获利实在是太大了，不但吞了安泰药业，还用银行的钱发了一笔横财，比起来我只是在尾巴尖上咬了小小的一口。

  事后董柳告诉我，这一次赚进了一百多万，近两百万。她说：“我们是从鱼头吃到鱼尾，把行情做足了。”又叹息本钱太小，不然可赚上个几百万，我没有告诉她李智要借给我一百万的事，只是心里也有点后悔，借了现在还回去，神也不知鬼也不觉，有什么风险？这两百万赚得天衣无缝，即使反贪局的人也不能挑出我的毛病。这是位子的魅力，它在市场中找到了表演的舞台，找到了结合点，天衣地缝。想起刘跃进告诉过我，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竟为基建中的五万块钱回扣丢了官又吃了官司，真的是太傻了也太缺乏想象力了。当时胡一兵说：“像这样的大傻是应该清除出去，以保持腐败队伍的纯洁性。”现在想来，这真是一句荒诞的妙语。

  银河证券第一年的租金，我拿去还了银行的贷款。后来大家都有意见，为什么不拿来发奖金？事后我心里也有点后悔，前任落下的亏空，我着那个急干什么？上了台也得拿钱买个好口碑才是。第二年的钱拿到手，我跟冯丘几位商量了，决定拿五百万出来发奖金。消息传出去，厅里都轰动了，都说好，好，好！算下来，平均每人有一万多呢。奖金到年终再发，可得先订出一个方案。厅里召集中层干部开了个会，讨论分配方案，大家的一致意见，就是不能搞平均主义。这与我原来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差距拉小一点，不要让群众拿了奖金还骂人。可会上的意见一边倒，我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显得孤立了。丘立原说：“什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观念更新，抛弃平均主义。中央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厅里怎么体现?当然我们富也富不到哪里去，可日子还是要过吧。现在上面反腐倡廉抓得紧，以前各处室还能搞点小动作，现在也不敢了，不然过了线，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就犯了法呢。怎么办？大家也只有靠厅里。当然另外有办法的人是例外。”他眼睛不朝我这边看，可我还是强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么。在那一瞬间就下了决心，早晚得把这个异己分子弄走，甚至弄下来，把自己的人培养起来。冯其乐说：“我们应该用政策来体现贡献的大小，拟一个文件先发下去，把标准定下来，不搞暗箱操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导向渐渐明了，倒使我觉得自己原来构想是不对的。说到底是政策要向职位倾斜。话可以有很多说法，但不论怎么说，都必须围绕着这个结论来说，结论是既定的，理由可以慢慢找，几条理由总是找得到的。我要到部里出差几天，就指定办公室黄主任去草拟这个文件。等我出差回来，黄松林马上拿了草案向我汇报。他把厅里的四百来人分成了九个等级，第一等就是我一个人，五万，冯丘几位是二等，四万一，丁小槐他们是三万，而普通干部是四千五，工人则只有二千八。他说：“这个方案是广泛征求了意见的。”我说：“二千四千的人你征求了没有？他们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呢。”他说：“他们，他们，……要按他们的意见，人人都是一万三最好，那不是平均主义吗？”又说：“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厅的分配方案，又向冯副厅长汇报了，才这么定的。”黄松林去了我把这份名单反复看了，觉得他还是动了脑筋的。毕竟我还要靠丁小槐他们做事，不把他们安顿下来，工作就无法开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哪怕我真有办法换一批人上来吧，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知道那些拿二千四千的人白兴奋了一场。他们会骂人，会感到心寒，会骂我是强盗，撕下脸皮来抢钱了。但也只能如此，要骂在心里骂几句也是应该的，只要当着我的面乖乖地笑着就行了。我还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坐在这个位子上，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按照实力把各种利害关系摆平，摆平了才能运作下去，我才能坐得住。所以公正并不是我的目标，自从我放弃了重建崇高的努力，放弃了对自己的神话造型之后，就更不是我的目标了。有人要在心里慷慨激昂，骂我是强盗，那也只好由他去。他们不在这个位子上，不知我的难处啊！

  晚上我还是到冯其乐家去了，提出把上面的人压下来几千块，把下面的人提上来一千块。我说：“新班子成立才一年多，让别人在心里嘀咕，也许还骂几句，也没什么意思。”他说：“化工厅按这个比例贯彻下去了，风平浪静。”我说：“跳我想没有人敢跳出来，只是不太好。”他说：“每人加一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每人减几千，那个影响就大了。我们也应该给办事的人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要逼他们去犯错误，中国文化还有个养廉的传统呢。养廉养廉，廉是养出来的。”我叹一口气，知道结论是铁定的，围绕这个结论可以有很多论证，反正是这些人自己在论证。好处到了手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那七八条理由也是捏出来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大会小会上形成一种氛围，让所有人的思维进入已经设计好了的轨道，平均主义要不得!拒绝进入了不要紧，有了氛围就不会有人有足够的勇气跳出来了。毕竟大多数人是从众的，只有那样他们才会有安全感，而众人的心理，那样一种气氛，要靠舆论来引导。宣传工作非常重要!人到了一定份上，想法就不同了，他认为什么东西自己都应该拿最好的，而且得到最多。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我也没有办法改变大家的想法。这时电视正在放一个关于“三讲”的节目，是山东某县的县长在讲话，说要把群众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乐意不乐意当作标准。我指了电视说：“老冯你也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他哼哼几声说：“我倒要去看看，那里就不是中国？每人一万三，就同意了，满意了，也乐意了，可能吗？有了一些人的不满意，才会有另一些人的满意。天下就没有人人都满意的事。”这倒也是真的。要在份上的人不为自己谋点什么，那不可能，于是要群众口服心服，那也不可能。我不能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首先得让那些重要人物同意了满意了乐意了才行。我要靠他们做事，口说无凭，非多喂几口不可，我只能如此，道理讲到天上去，也只能如此。

  在最后的定稿会上，我坚持把自己的标准降到第二等。大家都不同意，丘立原说：“池厅长咱们实事求是，你该得的，理直气壮！”这话从他口里出来，我感到不是什么好话，是要在火上烤我啊！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唯一的目标，他们都滑脱了。为了几千块钱，我值得？丁小槐也站起来慷慨陈辞：“池厅长该不该拿一等？该！这不是位子决定的，而是贡献决定的。”我心里想，又添一把火来烤。最后我说：“大家为我好，就不要为一个人设一个等级了，不要让群众说我们因人设政。”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人再坚持了。尽管因人设政已经成为了一条游戏规则，但我决不能当这个出头鸟，让人家的枪来打。

  文件发了下去，我知道很多人会感到心寒，议论纷纷甚至群情激愤，把什么难听的话都讲了出来。我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