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方面的内容。与毛观点相近的那些人也没能及时从大跃进中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进而制定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所以，当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对那些想要提出一个更激进的新经济路线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方针可言。60年代初所做的增进财政指标和财政管理的作用的尝试，被攻击为“利润挂帅”，而作为财政管理首倡者的孙冶方，也遭到贬斥。但除了大跃进的试验之外，人们几乎提不出任何经济战略，以取代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下制定的政策。不过，也没有一个人希望重蹈大跃进之覆辙。

  因此，自1966年以来所贯彻的政策，就是自50年代以来提出的并在60年代初期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1958—1959年间大跃进方式的某些部分的那些政策。关于这个战略的性质，无需阅读那些左倾或右倾的领导人的言论，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此后10年的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人们便可充分地了解。领导人中没人力图明确地表述一种战略，这或许是由于日复一日地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在政治上才会更稳妥的缘故。可是，尽管所制订的政策只不过是出于短期考虑而产生的，但时间久了，它们便会汇成一种长期的战略。

  1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见s.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 话》，第142—143页。

  经济混乱（1966—1969年）

  然而，在把目光转向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发展战略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论及这个观点，即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始终处于混乱状态，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战略。当然，政治往往是混乱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政治是否经常波及到经济，导致工作的中止和更糟糕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产量指数

  表 8　　　　　　　　 （以1966年为100）

  重要数据是本文分析的基础，列于表8、表9和表10之中。这些表格所提供的信息既清楚，又连贯。首先，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尽管各个省份的混乱程度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在1967和1968年两年中都经历了严重的混乱。在这个格局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上海，这里的工业生产只在1967年一年中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到1968年，上海的工业恢复并超过了1966年前的最高水平。1由于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们的基地，他们如果搞了一套更具试验性和潜在破坏力很大的经济政策，便不会成为意料之外的事情了。不过，我们对上海在1966—1976年间的经济情况一麟半爪的了解告诉我们，上海情况与中国其他地区极其相似。在此期间，上海总的工业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65和1978年间为8.3％对10.2％），而这样的结果是从50年代开始的那个政策的体现，其目的是将工业从沿海地区迁移开。

  表9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产量和投入

  全国的农业与工业相比，所受的影响要小一些。1968和1969年，粮食产量下降；1969和1970年，棉花产量也下降。猪的头数（通常能从中反映出自留地和自由市场情况）在1968和1969年也明显地下降了。农业产量下降，部分是由气候恶化造成的，但1968年的主要问题是，化肥严重不足，其供应量下降了30％多。1966至1968年，化肥的进口量增加了65％，弥补了国内化肥生产的急剧下降，否则的话，化肥短缺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这时，有人担负起责任，以确保农民至少不会由于工业遭到破坏而损失惨重。

  表10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运输业和商业

  到1970年，工农业不仅恢复到而且超过了1966年或1967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长期以来一直贯彻的方针也恢复了。简言之，工人的罢工、工人与红卫兵的冲突，用铁路运输将红卫兵带往全国各地串联的做法，只使中国产量下降了两年，仅仅如此而已，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而在较长的时期里，出于害怕政治报复，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们遇到新问题和新机会时，应变能力受到严重的压抑，尽管这些压制因素所造成的困难在70年代后期才充分显示出来。对此，我们将在以下部分进行系统的论述。总的来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国民生产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1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与大跃进造成的破坏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大跃进之后，粮食产量下降了26％，棉花产量也与1958年的最高产量相差38％。21961年，私人农业活动事实上被消灭之后，生猪的头数仅是1957年最高水平的52％。

  关于大跃进及以后的灾难期的工业数据，解释起来较为棘手。不管怎么说，1961—1962年这段时间的工业总产量显然要比1958—1959年间的最高产量低。由于物价上涨，也由于数据完全被歪曲，1958—1959年的最高产量被夸大了。另外，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量处于同一水平，然而，如果大跃进没发生的活，仅凭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便开始兴建的工厂和设备，1958和1959年的工业产量也会迅速提高的。此外，苏联于1958和1959年还出借和提供了许多成套的工厂，因此，60年代初期，工业产量本应不断地迅速增长。但事实却是，工业产量在1961和1962年急剧下降，最早到1965年才完全恢复。3当然，苏联在发出通知后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便撤走了技术援助，这多多少少地减缓了恢复的速度。

  从许多方面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程度，最好通过下一节的表14和表15对有关投资生产比（资本—产量的比率）的数据进行比较就可看出。这些数据表明，巨额的投资仅带来了产量的有限增长，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增长。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

  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追求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不能仅凭用军队平息红卫兵的办法，而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1 1966—1970年间的地区数据必须根据分散的材料重新整理。这里的说法是以r.迈克尔·菲尔德、尼古拉斯·拉迪和约翰·菲利普·埃默森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省工业总产值的重新整理（1949—1973）》一书中的数据为基础的。

  1 例如，被视为农产品中最重要部分的粮食的产量，1966—1970年年均增长率为4％。而能直 接反映出工业部门情况的发电量，在1971年超过1965年71％，这说明五年之中年均增长 率为11％。

  2 有关农业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34—36、38页。

  3 作为这些论述的基础的工业方面的材料，出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 225 —231页。

  工业发展战略（1966—1976年）

  中国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苏联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是突击建成的，受此经验鼓舞，中国希望从更落后的工业基础上取得同样的变化。这个进程的最初几个阶段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有所论述。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否改变了这个战略。文化大革命是否导致了部门重点的转移——例如，从重工业转为其他部门？

  对这些问题简明的回答是“否”；50年代制定的基本的工业战略，在整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始终没有废弃。事实上，1979年之前，方针并未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而其他方面的变化在1977年就已出现了。这种政策上的连续性，究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计划制定者有意造成的，还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停滞而导致的结果？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还是饶有趣味的。有些外界的观察家走得过远，认为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计划存在；但是，表11的数据却表明，计划还是有的，而且除了遭到严重破坏的那几年外，这些计划与经济成就还是有一定联系的。鉴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府，尤其是计划制定者们软弱无力，下面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虽有计划，但因为计划制定者瘫痪了，所以不可能认真考虑发展重点的变化。如果大多数新观念会受到攻击，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以前怎么做，现在仍如法炮制。

  计划指标的实现情况

  表11　　　　 （作为计划指标百分比的实际产量）

  由于在60年代后期，许多高层的经济领导人要么受到清洗，要么至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他们的再度出山则往往是多年之后的事了，这个事实使人们愈加注意平时的谨小慎微。据估计，在316名最高层经济官员中，可以肯定的是约有1/3受到清洗，而仅有1/4的人仍在公共场合露面，或以其他方式表明他们仍在其位。况且，官职越高，受到清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主管经济的各部委的运行情况，我们仍有必要写一部有深度的历史，但本章没有余地做此努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经济机构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领导。如果还有一些富有经验的人可以取代那些领导的话，这些人也差不多不属于在政治上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的行列。在主管经济的各部委中，有1/10仍被保留下来，他们力所能及地继续开展工作。如果面临重大变化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的话，最稳妥、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决定生产什么、在什么地方投资等事情上，继续按先前的路子走。

  我们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如果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年林彪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和1973年中，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钢和机床；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度还要低。

  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始终如一遵循的是怎样的一种工业战略呢？它的核心思想很简单，可以在不破坏其真实性的情况下，用规范的数学模式描绘出来。这一模式是由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学家各自独立发展来的，因此，这个模式通常因其名而被称为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这个模式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假设。1在这里，我们将不完全展开这个模式，但必须得描述一下，因为，无论如何，中国的计划制定者与他们的苏联同行一样，都毫无保留地在同样的原则下实行管理。

  这个模式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