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来过这个地方，那森林中满地的银杏落叶，那木屋精致的落地窗，满天纷飞的诗稿上秀气的字迹，我都那么熟悉。我疑惑而惊喜地踩着潮湿的落叶，呼吸着带着墨和纸香味的新鲜空气，向木屋走去，推开那扇原木涂漆的双叶门，我看见木屋中飘着羽毛，铺着绿草，开满鲜花，堆满自由的空气了，而一个女孩就站在屋子另一扇窗前，留给我一个熟悉而又始终记不起来的背影。在听到开门声的一瞬间，她向我转身，而我此时却从睡梦中醒来，正躺在狭小而又杂乱的卧室中。

  我抬头看钟，发现自己居然睡了那么久，或许是太累，或许是入梦太深，闹钟居然没有把我叫醒。

  不过大睡一场醒来，精神的确好了很多。我闭上眼回味着那个梦，它是那么美好，那么吸引人，又是那么奇怪，那么令人疑惑，我渴望去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度，而那个地方就在我梦中出现了！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我决心开始写作以来，没有一天没有梦到它，只是第一次梦见时，女孩没有转身我就醒了，而后几次都会在转身的过程中醒来，只是一次比一次转过来的幅度大，但始终没有看到脸……

  对于这种想再多也得不出结论的事情我一般都会选择暂时搁置下来，这种方法我是在孔夫子那儿学来的，正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当时科学技术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面前，孔夫子选择把视线放在社会上，而关于世界本源、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他并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虽然他“述而不作”，但他的弟子们也没有记录下什么他关于这么方面的言论，其实他并不是不想“语”，而是他想不通，于是他把眼界放在他擅长的社会问题上。起初对未知事物恐惧的我也渐渐学会了这套方法。

  起床后，我做了一些简单的饭菜喂饱了自己，见窗外天色渐晚，于是锁上门，趴着桌子上继续写作。

  小说写作已经进行到第五章了，整部小说是以“我”为主线，每章分写一位顾客的故事，而各章之间又架设有内在的联系。

  今天我还给小说正式命名为《流浪日记》，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我，还是我的乘客，都不过是一个凡尘的流浪者，流浪在死生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而小说不过是描写这些流浪者的苦闷。

  从总体上来说，写作还是很顺利，然而作为一个从未成功过的作者，有一些问题萦绕在我心头许多年了，每次拿起笔，我都会感到不安，我常常想，我的作品会不会被人们所接受？我作品中的想法人们会不会认同？出版社会怎么看？读者会怎么看？评论家们又会怎么看？然而我写作的目的就是去迎合他们吗？如果我的写作方式他们并不认同，我需要改变吗？这些问题直到我前些天看了伍尔夫夫人的日记后，我才得到解答。

  她在写作《海浪》时，有过这样一段自白：

  “我不知道公众将会如何看待我的作品，但我确信我已找到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使我意识到，即使没有外界的首肯也能继续写下去。”

  而几个月后，她在日记中又记下这样一段文字：

  “成功时的感觉是种多么实实在在的感受啊，不管好坏，终于结束了……不仅仅是写完了，而且是尽善尽美，圆满地结束了，想说的都已经表达出来了。”

  这两段日记让我感动不已，我心中的疑惑完全解开了，虽然我或许一辈子都无法达到伍尔夫夫人的高度，一辈子都成为不了著名小说家，但我也要“继续写下去”，直到“想说的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即便没有人看我写的作品，但我只要写，我的人生也不会有遗憾，如果有幸能为人所认可，我的梦想也就更加完满了。

  我这次真的真的触摸到梦想的脸庞了，那么确切，那么真实……

  其实我写作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我只是想写，想表达，写作的过程让我有充实感，而不写作则会让我感到空虚和愧疚（也不知道是对谁愧疚），然而我也希望有人看到我的想法，就像我希望有人能去关心那些我记下的故事和讲故事的人一样。

  谁又会在乎身后事呢？没世不闻的太多，而留名后世的人太少，想争这一席之地，也并非易事，不过说那话的刘知几是做到了。

  我觉得文字的个性化和社会化是分不开的，我所写的不就是社会中的人吗？我的文字是个人思想的结晶，也相应地会给社会带来点影响，然而我的影响注定不会太大，何也？因为我发现，我每次逛书店，看到的都无非是《厚黑学》、《职场心计》之类的书，卖的最火的也无非是《心灵鸡汤》这类无关痛痒的小丑一样的文字，纯文学的、关乎人性的、讨论社会的文字却很少，而这样一个正在转型的、浮夸的、金钱至上的社会正需要这样的书。

  我感觉整个社会的知识分子都轻浮起来了，他们为了评职称、获奖、赚钱而去研究、创作。

  对于这种的人，我是深恶痛绝的，然而像我这种的人，又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这么说，我坚持的自我，是不是另外一种自私？也不能要求任何我跟我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有什么资格去批判呢？这种问题每一次都敲击我的心，让我无比难受。

  但是有时候看看古籍，却也看到了和我相似的想法的人，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我记得墨子曾经说过：

  “所谓贵良宝也，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良宝也。”

  意思是说，贵重的宝物之所以贵重，是因为它们可以有利于人，而和氏璧对人并没有好处，所以它并不是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