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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治没有急着让百姓搬迁，而是打开大唐地图，把目光放在了并州地区。并州在后世的山西一带，北边是后世的内蒙古草原；南边是河南道；西边是关中；东边是河北。

  迁移百姓，往哪里搬？南边河南道、西边关中，不可以。那里也是地狭人稠的地方。河北也不可以，河北民风太过彪悍。往北，进入内蒙古草原，李治也不愿意，毕竟这么多百姓迁移过去是去耕地，从事农业的，破坏草原，到时候再弥补，代价太大。于是，他考虑再三，决定向南搬，跨过河南道，开发荆楚地区，也即后世的湖北地区。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因位于洞庭湖以北而闻名。境内江河湖泊纵横，气候温湿，雨量充沛。内有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可达一年两熟或三熟。明代时，被誉为“湖广熟，天下足。”意思是只要湖北地区粮食丰收了，就足够了全天下百姓一年吃的了。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头鸟，又称九凤，是楚国先祖崇拜的神鸟。这句话是说湖北人像天上的九头鸟一样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坚忍不拔，生命顽强；耿直豪爽，热情仗义；敢作敢为，足智多谋。

  湖北人对朋友，两肋插刀；对敌人，则血战到底；古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湖北人，聪明能干，“惟楚有才”则是赞美湖北人。近代湖北最大的特点是“敢为天下先。”从率先实行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都是敢为天下先的实例。湖北人聪明，却缺少了一股大气。帅才、将才不少，可是领导者却没有出现过。

  既然选择了搬迁荆楚地区，第二日，李治就带着薛仁贵、王方翼两大跟班以及晋王府五百侍卫，骑快马前往荆楚地区考察实际情况。

  荆楚地区自然条件优越，人口稀少，农业、渔业开发都很不到位。适合百姓迁徙居住。此外荆楚地区，旅游资源相当丰富。有大唐三大名楼之一的武昌“黄鹤楼”。

  三国时孙权建立黄鹤楼以瞭望军情。到唐朝，黄鹤楼由军事性质转为著名的名胜景点，享有“天下绝景”的美誉。唐朝时，崔颢写过“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为孟浩然写过：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后世那位开国伟人则写过：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写尽伟人风采。在风吹浪打中游泳，比在院子里散步强太多了。人生就应该多经历风吹浪打，不应该平平静静。一代伟人性格跃然纸上。

  湖北更有名山——武当山。

  看着美丽的荆楚地区，李治决定搬迁百姓，开发荆楚。

  返回长安，李治立即着手开发荆楚地区的准备工作。这日，薛仁贵来报：“府外，魏征魏相带领两位年轻人，前来拜见。”李治放下手头的事情，赶紧到府门口迎接。魏征和两位年轻人对李治行礼，李治连忙扶起，一起向大厅走去。

  到了大厅，分宾主落座后，魏征站起来说：“我的身份，晋王殿下是否已经察觉？”

  李治回答：“你应该是一位法家名士。”

  魏征坦言道：“不错！晋王殿下所说不错，我是出自法家。”然后指着两位年轻人说：“这是我的两位师侄——戴胄、刘洎，都是我法家的优秀弟子，戴胄明法，刘洎直谏，望殿下能用之。”

  李治正愁手下人才短缺，闻之当然喜不自胜，欣然同意。

  送魏征等人离开后，刘弘基带着两位年轻人前来拜见，李治见到了那两位名叫唐休璟、高侃的墨家弟子，李治也很高兴的接纳了。

  之后，唐俭也带着两名纵横家弟子，前来拜见，一位是精研吐蕃、天竺各国的王玄策，一位是精通西域的郭孝恪。李治也高兴的接纳了。

  再之后，是杂家，刘仁轨、刘仁愿、魏元忠前来拜见，李治也是欣然接纳。

  最后是农家的娄师德、许知远、马斌前来拜见，李治也接纳了他们。

  这么多人才，李治对其中两个人非常感兴趣，因为后世李治知道他们的故事，很传奇。

  一位是刘仁轨，这位仁兄，由县令一步步做到了宰相，政绩很出色。当上宰相后，他一直和武则天作对，结果武则天当上皇帝后，一个诏令把已经年过七十的他赶到了刚刚被大唐征服天寒地冻的高句丽，希望他能死在高句丽。当时高句丽反抗不断，高句丽旁边的百济秘密联合日本，偷袭高句丽。结果刘仁轨出人意料的凭借高句丽驻地少量唐军，用计谋一举打败百济、日本联军。可谓行政军事均很出色。后来连武则天也没办法，刘仁轨功绩太大，就又把他调回了长安做宰相。他做宰相后，依然和武则天作对，一直到他死去，至死不渝，忠于唐室。他让我想起了电影《功夫》里周星驰被斧头帮老大打的惨不忍睹，也要拼尽全身力气拿个小木棍，敲斧头帮老大一下。很执着，很固执，很顽强的一个老头。

  一位是娄世德，这位仁兄，性格以谨慎、忍让著称，简直比忍者神龟还要忍者神龟。他做宰相，他弟弟去地方上做刺史，临行前向他辞别。他反复告诉他弟弟，去了地方一定要忍让。他弟弟说：“我会谨记您的教诲，即使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我也会擦干后，毫不介意的。”

  娄世德很严厉的批评他弟弟：“为什么要擦干呢？让唾沫自己干了就是。”

  不过这位仁兄，却善于耕种，屯田，他守卫大唐边疆时，从没有往朝廷要过一粒粮食，都是自己带着士兵屯田，自产自用。

  法、墨、纵横、杂、农家人才投靠李治后不久，李治就赶往国子监，拜访国子监祭酒、当代曲阜孔家族长、儒家名士孔颖达。

  孔颖达和李治分宾主落座后。孔颖达开门见山的对李治说：“现在诸子百家优秀子弟纷纷投靠晋王殿下，不知晋王殿下如何使用这些人才？晋王殿下的施政理念是什么？”

  李治回答：“以儒家的“以人为本”、法家的“依法治国”、道家的“休养生息”为主，兼用墨、纵横、杂、农家等各家理念。

  孔颖达觉得李治的治国理念很好，又说：“我儒家自先祖“至圣”孔子创立，先祖性格随和，包容，其实一直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儒家传人更是为了宣传儒家理念，春秋战国时，奔走于各诸侯国，恳请各国君主善待百姓，实行仁政。及至“亚圣”孟子，性格刚直，学术霸道，希望“独尊儒术”，直到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深受“亚圣”影响，又受汉武帝器重，提出施行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理论，曲解了先祖“至圣”孔子的原意。对诸子其他各家，我儒家是有愧疚的。”

  听罢，李治心中暗道：曲解孔子原意，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后世对孔子理论的曲解，都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不过历史不可否认，儒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也不尽是坏的影响，民本思想等理论还是很先进的。另外，对于社会道德的影响也是很巨大的。

  纵观历史，每一次社会道德出现问题，儒家总会出现大儒级的人物，对道德败坏进行挽回。

  孔子、孟子出世，奔走于各国，正是春秋战国大动乱时期，各国君主均不顾百姓死活，道德败坏，连年大战；汉武帝时期，诸侯国林立，不听王命，社会道德混乱，大儒董仲舒，提倡儒家君臣理念、约束社会道德；宋朝时，不禁商贾，社会金钱横流。进士榜下，各方权贵对于中榜进士都直接出钱招婿，价高者得之，则出现了大儒朱熹，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封建约束，以求挽回当时日益败坏的的社会道德。后世批判朱熹理论，我认为是对的，但是不可否认，朱熹理论对于当时的社会道德的约束，作用是巨大的。

  后世，一位农民工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待文明的态度；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待农民，对待广大农民工的态度，则考验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良心。”

  而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则是中国的良心。他们善待百姓，维护社会道德。后世，物欲横流、道德败坏，李治认为与民本思想的缺失，和缺少社会良心人物的出现，关联很大。知识分子都在玩政治，为政治服务，能不顾个人安危，为老百姓说话的人没有出现。

  李治对于儒家是接受并打算重用的。这一点，孔颖达通过谈话，了解的很清楚。于是，孔颖达对李治说：“我儒家也打算送给晋王殿下两份大礼，希望晋王殿下能够接受。”

  李治表示拭目以待。

  孔颖达说：“第一份大礼，和诸子各家一样，派出我儒家名士王及善、冯元常辅佐晋王殿下。王及善有大略，善于从宏观方面，看问题、解决问题；冯元常有为政之才，胆大心细，善于处理日常琐事。望晋王殿下能重用二人。”

  李治欣然同意。

  “第二份大礼则是我山东曲阜老家附近尚有一家——机关学，乃是“木匠祖师”鲁班传人，不知晋王殿下能否重用？”

  李治听后欣喜若狂，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现在最缺的就是技术性人才了。

  于是，李治拜别了孔颖达，领着王及善、冯元常，还有鲁班传人们回到了晋王府。

  一到府中，李治就让侍女安排王及善、冯元常下去休息，对着鲁班传人们的领头人鲁武说：“我现在，有个设想需要你们去做，希望你们能帮助我。”

  鲁武代表众人表示愿意为晋王殿下效劳。

  于是李治告诉他蒸汽机的原理和理论。李治心中暗道：“蒸汽机的发明，代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现在我也要模仿那位开国伟人说过的那番话：‘我们不仅要会做桌椅板凳，我们还要会生产飞机、大炮。”